“五毒”、“三害”、“打老虎”这些名词儿，对于今天的青年已经陌生。如果将其译成今天的流行语：“偷税漏税”、“贪污受贿”、“腐败分子”，相信你一定不会陌生。建国后的“三反”“五反”运动，是一场不流血的内部战争。毛泽东甚至问他身边的工作人员：“你有贪污吗？”周恩来的老厨师也受到嫌疑。人们说：“杀了两个人，管了几十年”，它的警示作用一直延续到今天……
下文摘自《知情者说——历史关键人物留给后世的真相之六》，尹家民著，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5月出版。
1951年前后，是共和国的初春季节。但是毛泽东与周恩来，以及中央的许多领导，都同时感觉到一种寒气自四面袭来。这使他们产生了一种忧虑。这种忧虑既有来自内部的，也有来自外部的。它像白蚁一样迅速繁衍，啃噬着共和国的房梁。在党内，人们把它叫做“老虎”。
到了1950年下半年，特别是进入1951年，共和国的财政经济好转，不仅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有了巨大发展，领导地位大大加强，而且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经历了一次改组，初步纳入了国家计划的轨道，度过了困难时期，使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企业获得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。那些曾被国民党统治压弯了腰，又被解放大军隆隆炮声震得不知所措的民族资产阶级，一觉醒来，突然发现共产党“并不吃人”，“也不抢粮食”，还和蔼可亲地将他们搀扶起来，重新送到柜台前。他们的眼睛重新放光，喘过了气，直起了腰，又抓起了算盘、秤杆和账本……
到了年尾，当资本家依然有些惶惶，轻轻地拨拉算盘，小心地点钱的时候，他们惊喜地发现，手中的高额利润竟是国民党统治22年间任何一年从未有过的。
面对这一切，资本家中的一些人开始晃膀子了，开始感觉到不满足，那永无止境的发财欲望变得更加贪婪，那唯利是图的本性开始暴露，并加倍地增长……
偷税漏税是资本家中最为普遍的违法行为。
不法资本家偷漏税款的手法有：设置假账、后账，伪造单据，少记营业收入，多记开支，进销货不记账，以物易物等等，总之是千方百计地隐瞒经营实情，躲避或少纳国家税款。
偷工减料也是资本家常用的一种赚黑钱的办法。仅以承办抗美援朝军用物资为例，他们有的把用废胶、次胶制造的一穿就断底的胶鞋，用方铁等制造的一刨就断裂的铁镐，用油桶皮制造的一铲就卷刃的铁锨卖给志愿军；有的丧尽天良地用臭牛肉、坏牛肉、死猪肉制成罐头，用坏鸡蛋、胡萝卜粉制成蛋粉，用发霉的面粉制成饼干，在咸菜中掺进砂子，供应朝鲜前线，使志愿军不仅不能吃饱吃好，甚至中毒致死；还有的制造劣质青霉素，有的用从尸体上和垃圾堆里拾取的腐烂棉花制成急救包，以高价卖给志愿军。这些劣质药品和带有病菌的急救包，在抢救伤员时，非但无效，而且造成不该致残的致残，不该牺牲的牺牲了。所以当时彭德怀对后方的供应大发脾气。这些不法资本家利欲熏心，已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。
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和行贿也是资本家惯用的手段。为了获取经济情报，资本家先是通过交朋友，称兄道弟，捧场拍马，拉拉扯扯，请吃请喝，请看戏打牌跳舞，建立“感情”，施“美人计”，然后送东西，开始“夏天送瓜，秋天送蟹”，逐步发展到送珍贵药品、衣料服饰、成套家具、钞票、佣金、回扣、股票，一步步地将一些国家干部腐化成为资产阶级在政府机关里的代理人。以上海大康药店反动资本家王康年为例，他专门在自己的商店里建立一个腐蚀、勾引干部的“外勤部”，指使他的“外勤部长”对国家干部和采购员“投其所好，送其所要”，先后将25个机关的65名干部拉下水。王康年摇晃着安乐椅，得意地宣称：“大康就是干部思想改造所，凡来大康做生意的干部，都可以得到改造。”
人们把这些违法行为，简称为“五毒”。
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一届常委会第34次会议上严肃指出，对资产阶级的“五毒”，“如果不加以打击和铲除而任其发展下去，由我们革命党派、人民政府、人民军队、人民团体日益受资产阶级的侵蚀，其前途将不堪设想。……不能容许行贿、欺诈、偷税漏税、盗窃、引诱等犯法行为的继续发生，听其侵蚀人民政权，损害国家财产，腐蚀国家人员。凡有犯者必须惩办，坦白自首从宽处理。”
1952年1月26日，中共中央发出了《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“五反”斗争的指示》，由此正式拉开了“五反”运动的序幕。
2月上旬，“五反”运动首先在全国各大城市展开，随后迅速扩展到全国各中小城市。
群众运动不搞则已，一搞起来，轰轰烈烈，难免锄杂草而伤了禾苗。中南海里，毛泽东和周恩来时常收到一些知名民主人士对“五反”担忧的信件。因为有些地方已经闹出了人命，一些没沾“五毒”或刚沾了点边的资本家也被列入了“五毒”分子。
周恩来来到毛泽东办公室，谈了有关“五反”中出现的问题后，周恩来分析说：“我看对私人工商户要分类排排队，区别对待，发现问题，确定重点。”
“具体地说呢？”显然毛泽东对此十分关注。
“对基本守法户，以思想教育和思想改造为主，指出他们的错误所在，要求他们以后不再重犯，一般不予追究，并采取团结和保护的政策，打消他们的顾虑，减轻他们的思想负担，鼓励和支持他们照常营业。对问题不大的违法半违法户，除令其补税一年，退回侵吞盗窃的财产外，宣布免予罚款，并尽快作出结论。这样，可以安定绝大多数的资本家，使罪大恶极的少数资本家陷于孤立。”
毛泽东说：“我大致算了一下，有五种类型。这样吧，关于处理违法工商户的五条基本原则，由我来起草，你们再做补充。”
周恩来一走，毛泽东就写下了在“五反”运动中对工商户处理的基本原则：过去从宽，今后从严（例如补税一般只补1951年的）；多数从宽，少数从严；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；工业从宽，商业从严；普通商业从宽，投机商业从严。毛泽东还将过去所定的划分私人工商户的四种类型改为五类，即守法的、基本守法的、半守法和半违法的、严重违法和完全违法的。这个指示由党中央在3月5日发出。
6月13日周恩来批发了政务院《关于结束“五反”运动中的几个问题的指示》，提出要注意防止和反对两种倾向：一种是虎头蛇尾，草率结束，特别是对处理从宽的原则产生误解，以致对违法工商户缺乏应有的严肃性，引起工人和店员的不满，导致一些不法工商户再施“五毒”；一种是不愿意根据实际情况，对原来计算较高的工商户违法所得的数目认真加以核实，以便正确定案。政务院要求各地在“五反”结束阶段，必须本着宽大与严肃相结合的精神，实事求是地做好定案处理工作，做到合情合理，使之既有利于清除“五毒”，又有利于团结工商业者发展生产和营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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